清朝时期的保山城有“七十二条街、八十二条巷”，这一街巷布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在这些街巷中有一条“袁氏街”，附近曾经有一座桥叫“五贵桥”，流传着“五桂连芳”的美谈，讲的是袁家兄弟连续考中秀才、举人的故事。在袁家“满门才俊”的兄弟中，成就最大的是袁文揆。

袁文揆(公元1749—1815)，字时亮、苏亭，是清代中期云南著名诗人、文献学家。

甘居下位 不媚权贵

袁文揆生于袁氏街一个读书科举世家，青少年时期走的是科举之路，但屡试不中。在京应考期间，曾效力于四库馆阁做誊录工作，之后“议叙”得官甘陕。曾任甘肃县丞、儒学教谕等职。在吏治渐腐的乾隆后期，他因“不工逢迎”被地方长官所憎恨，被安排前往甘肃河州分管驻防定羌驿。面对打压，他没有妥协钻营，坚守“读书敦品”的家训，甘居下位而不失节。

定羌驿距离河州还有120里的路程，此地教派林立，生活习惯、文化风俗和传统信仰等方面都不相同，极易产生摩擦、引起冲突，故而讼狱最多，很难管理。袁文揆敏于笺启，勤于政事，深为河州州牧(知州)德公所倚重。次年河州夏天大旱成灾，袁文揆帮助德公办理赈灾事务，一丝不苟，分毫不差。

回归本心 散财修典

在甘陕为官5年后，受胞兄袁文典(辞官归乡的士人典范)影响，袁文揆毅然辞官返滇，开始了客居昆明的从幕生活，晚年任云南县(今祥云县)教谕。此举非因失意，而是对官场生态的清醒疏离，体现其“禄位非所求”的淡泊。

袁文揆一生交友广泛，既与服官滇省的王昶、屠绅、檀萃等著名学者交好，又与钱沣、师范、刘大绅等云南著名文士关系密切。客居昆明为幕僚时，将“积年修金所余，惟以治经史，置书籍法帖，几及数万卷。”他以书为富，拒奢靡之风，一生著有《时畲堂诗稿》《适畲堂文稿》等。与兄袁文典耗时20余年，辑成《滇南诗略》《滇南文略》各47卷，收录自汉至清乾隆间云南诗文，堪称“滇文化百科全书”。据考证，参与《滇南诗略》的参订、检校和书写的人数超过180人。为刊行此巨著，兄弟二人“不惮烦，不惜费”，耗尽积蓄，甚至四方募资，终使散佚文献得以传世。此举开创了云南文献整理先河。

家风醇谨 垂范后世

袁氏为南京移民家族，自曾祖袁铣起便“性方正，穷年力学”，祖父袁来清任县学训导时以孝友称。袁文揆承袭“读书敦品”门风，王昶赞其家族“家风醇谨，子弟咸能读书敦品”。袁氏兄弟因“德感四邻、文行八方”，其保山宅邸所在街道被乡民誉称“袁氏街”。

袁文揆晚年还因重义轻财被时人誉为“侠义”。嘉庆年间，曾提携袁文揆的旧友永昌知府陈云岩身陷困境需巨款赎身。年事已高的袁文揆毅然远赴江浙，千里筹金，为友解困，途中仍不忘结交文士、弘扬滇学。

袁文揆六十寿辰之时，其兄袁文典曾历数袁文揆平生“大节不可磨灭者”有七：一为做官多年俸禄有余皆制经史，置书籍、发帖数万卷而不以求田问舍、炫金玉珠宝为乐;二为先后为三伯父母与袁文典本人请封;三为为曾太外祖请封忠烈，得祀乡贤;四为广为搜辑滇中所残留的历代诗文，约集四方同志参互考订，不顾他人之阻挠与讥讽，克终阙事，刻成八十余卷，板片悉送往五华书院听人印刷，不以为利;五为陈云岩冒险奔走吴越，自始至终对之以义;六为抚恤钱沣之幼子，尽其所能帮助忠良之后免于困厄;七为在河州于德公死后为之代理各项事宜，任劳任怨无半点推托。袁文揆一生际遇皆在袁文典眼目之中，所举七事足以勾勒文揆人品之大概。